健民短語：俯首一望

作者：楊健民

我有個習慣：每當快遞小哥送貨上門后下了電梯，我都會走到陽臺落地窗邊上，往小區中庭俯首一望，目送著快遞小哥走出小區。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強迫癥的一種？

如果這也算是一種強迫癥，那我就“強迫”了自己這么一下，因為它多少表示了我對快遞小哥的尊重。俯首一望，在這里肯定不是什么稱臣的意思。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確乎需要一點“強迫癥”，否則就會讓人揪心。比如男人說“我五分鐘就回來”，與女人說“我五分鐘就下樓”，結果都爽約了，都是對時間的不尊重。這難道就不要一點“強迫”么？

俯首一望，我所能做的究竟是什么呢？不過就是那么凝望了一下，此時的目送不只是一個眼神，而是一種感覺。有一次，看到一位快遞小哥踉踉蹌蹌地走出樓外，我才知道他原來是跛腳。看著他一步一瘸地在小區里搖出，我不由得鼻子一酸。還有一次，聽到了門鈴聲，打開門接收貨品之后，不經意地瞄了快遞小哥一眼：你咋這么瘦呀？他輕輕笑了笑。當我照樣走到陽臺落地玻璃前，看到他真是那么的瘦小，那點影子在陽光的照射下，身后就只留下一根竹影。

我并不了解這些快遞小哥的出身，但他們來去匆匆的腳步和影子，一直給了我一種“苦難”的感覺。在一個被太陽和陰影雙重照亮的世界里，人總是要經過無數次顛簸，甚至苦難，但人是無論如何不能拒絕苦難的。有人說：“壓垮駱駝的稻草從來不是最后一根，而是負重前行的每一根。”人與人之間一定是有差別的，然而即便是當一名快遞小哥，也不見得就一定是充滿焦慮感的。有一次在路上走著走著，聽到身后一串口哨聲，回頭一看，一位快遞小哥拎著大包小包疾步快跑，邊跑邊吹著口哨——我想他這是被他自己給“治愈”了。

有位先生不無遺憾地說：“人和人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逛完商場后下電梯，我按一樓，別人都按B1——”因為B1是有車一族的停車場。而另一位同樣是“無車族”的先生則忘記在一樓走出電梯，跟隨著一直下到了B1，轉了一圈，才“明白”這里是停車場。他搖頭笑了笑，又上電梯到了一樓。正是如此，我想他應該莫名地就“治愈”了自己。

“城南花已開，愿你相信愛。”阿倫特說過：“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不是別的什么，而是來自心靈的不確定的、閃爍的光亮。當我每一次俯首一望快遞小哥走出小區時，都覺得有一片光亮正在從他們身后升起。年輕時看電影《羅馬假日》，以為那是一種至高境界的風流，但對結局一直悵惘不已，認為導演最終還是沒能讓一對有情人成為眷屬。及至中年以后，才意識到人生之美在于一種領悟，在于一種真正意義上“被治愈”的“玄心”。就像我的目光每一次落在快遞小哥身上時，我都會感受到這是一種“經驗生命的方式”，是他們生命中的所有。

在現實生活中，有仰頭一看的明月般的朗逸，也會有俯首一望的悲天般的情懷。每一段人生都不是斷裂的“傷春悲秋”的碎片，而是一種堅忍的迷思——我想快遞小哥們同樣是如此。所以，我必須對他們俯首一望。

有一次出差上海，我站在陸家嘴一座樓的露臺上，仰頭一看，那座632米高的上海中心矗立云端，不禁心生快意，也生出許多感慨。因為在這不久前，我讀到一篇報道：有一位安徽農民工，參與建造這座上海中心。大樓竣工后，未婚妻從老家來上海找他，問他這兩年在干什么？小伙子對她說，明天我帶你去看一個地方。第二天，他們來到陸家嘴，小伙子站在馬路對面指著上海中心大廈，對未婚妻說，這座樓是我參與建造的。我沒有錢帶你進這座樓，里面的東西也不是我能買得起的，但沒關系，在這座樓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這其實是一個很殘酷的浪漫故事。小伙子絲毫沒有忽悠他的未婚妻，因為在上海中心大廈頂層，鐫刻了8000個農民工的名字，其中就有這位安徽農民工偷偷為他未婚妻刻上的名字。

我曾經在一則短語里寫道：“每個人的什么東西是會被擦亮的呢？名字。”我們的名字，包括那位安徽農民工和他未婚妻的名字，都是被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擦亮過的。名字不只是用來呼喚的，它是可以被想象的，我們的名字已經被鐫刻了一個時代，或者說已經被時代呼叫了許許多多次，每叫一聲，名字就會被擦亮一次。盡管，那位安徽農民工沒能帶上未婚妻站在上海中心頂層俯瞰整個上海城，然而他和未婚妻在心底俯首一望的，依然是鐫刻在大地上的那些渺小而又轟轟烈烈的名字以及經歷。

事實上，世間的許多事情，只要在心底俯首一望，就啥都釋然了。有位男博士一次在導師家里吃飯，師母問：談女朋友了么？他笑笑：學業為重，等拿到博士學位了再說。師母嘆了口氣：在動物園里打獵都打不到，出了園子你還能打得著？我不知道這位師母的“焦慮”該屬于哪一類？而那位男博士的漫不經心，多少也顯示出了他在心底俯首一望的從容心態。有個女生就是這么寄寓了自己：“煙火里謀生，月光下謀愛，文字里謀心，音樂里謀魂。”

所以，仰頭一看也好，俯首一望也罷，我們有時候倒是希望在電影里過日子——這就是下一個鏡頭出現了一行字幕：多年以后……

2025.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