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目前獲得國際廣泛認可，2022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正式生效，人民幣在其中的權重由此前10.92%上調至12.28%，國際化水平穩步提升。本期邀請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主持人

本報理論部主任、研究員 徐向梅

貨幣國際化的成本收益

主持人：國際貨幣具有哪些職能，怎么看貨幣國際化的成本收益？

高海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貨幣國際化并沒有理論定義，也沒有官方界定。根據2018年出版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三版），如果一種貨幣能夠在跨境交易中用于價值儲藏、交換媒介和計價單位這三項功能，該貨幣就具備了國際貨幣功能。在現實中，貨幣國際化更體現為一個過程，這一過程可以概述為一種貨幣的使用超出國界，在發行國境外可以同時被本國居民或非本國居民使用和持有，伴隨使用和持有程度的提高，這一貨幣的國際化程度也隨之提高。

在實際交易中，國際貨幣的職能劃分存在相互交織的情形。比如，在貿易結算中，若出口商在簽署合約時用的是一種貨幣，但在執行合約進行交割時使用另一種貨幣，在這種情況下交易媒介和計價單位的功能便難以區分。需要指出的是，以貨幣功能對國際貨幣進行界定并不嚴謹，但卻可以作為評估貨幣國際使用程度的參考指標。例如中國人民銀行編制了貨幣國際化指數，按照支付貨幣、投資貨幣、融資貨幣和儲備貨幣四項指標，跟蹤世界主要貨幣的國際化程度。

美元作為主權國家發行的信用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從具體職能看，美元是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的主要儲備貨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22年二季度，成員國官方外匯儲備中美元的比重為59.5%。美元也是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活動中使用最多的貨幣，根據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統計，2022年7月，美元在全球支付體系中所占比重為41.2%，位居全球第一。同時，在全球外匯市場上有近一半的交易對手貨幣是美元。美元還是全球跨境銀行借貸和全球負債證券發行的主要貨幣，在一些國家匯率制度安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一些國家將本國貨幣釘住美元，目的是保持本幣對美元匯率的穩定性。作為美元發行人，美聯儲通過美元互換安排行使最后貸款人的職能，以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

歐元是繼美元后的第二大國際貨幣。得益于歐洲統一大市場，歐元的使用主要在歐元區，其在歐元區外圍國家之間也較多普及。日元和英鎊也是重要的國際貨幣，盡管在各項職能中所占的比重都遠低于美元和歐元。人民幣于2016年加入特別提款權，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可的國際儲備貨幣。2022年二季度，官方持有人民幣外匯儲備的比重為2.9%，較2016年四季度首次發布人民幣數據時的1.08%有所提升。

國際貨幣各職能的形成通常是從貿易支付起步，逐漸擴展至投資領域，再延伸至融資功能，最后成為儲備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需要一系列條件，一國經濟規模、中央銀行公信力、貨幣內在價值穩定性、貨幣可兌換性、深度發達的金融市場以及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實力決定貨幣的國際地位。

從歷史角度考察貨幣國際化具有借鑒性。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家實力的一系列變化為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奠定了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進一步穩固了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從制度設計上確立了美元儲備地位，美元作為唯一的法幣與黃金掛鉤，其他成員國的貨幣與美元保持可調整的固定匯率關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伴隨全球金融一體化發展，美元憑借美國高度發達的資本市場、法治保障和體制因素，進一步擴展了其貿易計價和金融交易的職能。更重要的是，美元成為國際投資者的安全資產，在金融動蕩和地緣政治緊張時期，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功能十分強大。

貨幣國際化會帶來相應的收益。貿易企業使用本幣計價和結算會降低相應的匯率風險。貨幣國際使用也可以提高本國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因為金融機構獲取本幣資產比獲得外幣資產更容易。貨幣國際化有助于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伴隨國際業務的不斷擴大，本幣金融工具和市場也得到發展。貨幣國際化還有助于貨幣當局向外部世界收取鑄幣稅。鑄幣稅的原本定義是貨幣發行國獲取的貨幣面值和貨幣發行成本之間的差額，其擴展含義包括以貨幣增發的形式向世界其他國家收通脹稅。例如美國憑借美元獨特的儲備地位以低成本向全球借債，過度發債獲取安全溢價，利用美元在全球支付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以金融制裁達到其政治目的。

當然，貨幣國際化并非沒有成本。由于貨幣國際使用要求資本項目開放以及貨幣的充分可兌換性，在國內金融機構缺乏競爭力、國內金融市場發育不足以及存在金融體系脆弱性條件下，過快金融開放會加大資本流動的壓力，從而對金融穩定形成不利影響。貨幣國際化會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格局。新貨幣的出現對現有國際貨幣的地位或形成競爭，或構成互補，但在新舊格局轉換時期通常伴隨國際金融市場劇烈震蕩。

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歷程

主持人：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哪些特點？

管濤（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我國對人民幣國際化進行了曲折而艱辛的探索。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人民幣是不可兌換貨幣，也不被允許出入境。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經歷了從不可兌換貨幣逐步走向國際化貨幣的發展演變。

我國1994年初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1996年底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21世紀以來，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逐步提高。在此過程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逐步放松了攜帶人民幣現鈔出入境限制，支持邊境貿易以本幣計價結算。2004年起，在港澳地區先后啟動個人人民幣業務試點。2009年，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10年，明確香港人民幣業務參加行可按照本地法規為客戶提供相關業務，唯有人民幣資金跨境時須符合內地有關規定。2011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境內地域范圍擴大至全國，境外地域范圍擴展至全球。2012年，允許任何擁有進出口經營許可的企業用人民幣進行結算。2014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寫入“十三五”規劃綱要。2018年進一步明確，凡依法可以使用外匯結算的業務，企業都可以使用人民幣結算，并推動“本幣優先”理念落地。

人民幣國際化呈現三大特點。一是從區域化走向全球化。人民幣國際化初期，人民幣跨境流通主要集中在港澳臺地區和東盟等周邊國家。之后，我國逐步放寬人民幣跨境流通使用區域限制。越來越多國家表達了對開展人民幣業務、建立離岸人民幣中心的興趣。2015年10月和2018年3月，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一期和二期順利投產運行，截至2022年2月底，CIPS已有直接參與機構76家和間接參與機構1212家，涵蓋歐洲、亞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活躍經濟地帶。2020年底，已有超過75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把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中國人民銀行共授權境外人民幣清算行27家，覆蓋25個國家和地區。

二是從離岸驅動走向在岸驅動。2015年之前，人民幣國際化是在岸嚴格管制，通過離岸市場驅動，境外持有人民幣金融資產主要是在香港持有個人人民幣存款或人民幣點心債，再通過境外人民幣清算行轉存境內、對境內貸款或通過本外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渠道買債。2015年“811匯改”以來，我國將人民幣國際化與可兌換合二為一，加快了在岸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步伐，人民幣國際化轉向在岸驅動，境外直接可以在境內購買人民幣資產。截至2022年9月底，境外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合計9.51萬億元，較2015年5月底增長1.07倍，其中，合計持有人民幣股票和債券資產占比68%，提高了34個百分點。

三是從結算貨幣走向計價貨幣和貯藏貨幣。2009年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試點之初，人民幣計價和貯藏屬性尚未激活，重點放在提高人民幣結算份額。隨著不穩定的單邊升值預期推升人民幣結算份額被糾正，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國，人民幣需要更多的職能。2015年底，人民幣被批準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2018年以來，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原油、鐵礦石、精對苯二甲酸、橡膠期貨等產品開始引入境外交易者。截至2021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已累計與4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累計金額超過4萬億元。人民幣計價和貯藏功能不斷增強。

近年來，金融基礎設施完善和金融開放程度提升等多項舉措推動人民幣跨境收付不斷向好。“811匯改”前，受人民幣匯率升值驅動，人民幣結算占比上升較快，2015年達到峰值26.0%。但“811匯改”后，升值預期消退，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占比快速下降，2017年低至11.8%。隨著我國金融開放明顯加速，人民幣股票和債券相繼被納入全球主要股票和債券指數，股票通、債券通、跨境理財通、跨境ETF、兩地基金互認等互聯互通項下的人民幣資金跨境雙向流動穩步增加。2022年1月至8月，人民幣結算份額回升至17.9%。

2022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SDR籃子貨幣定值重估，維持了人民幣第三大權重貨幣的地位，同時將其權重上調1.36個百分點。人民幣在SDR籃子貨幣權重的上調，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持續推進金融開放成果的認可，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進展。

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全球貿易能力在新冠疫情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商品和服務出口市場份額連年提升，這是推動人民幣在SDR籃子貨幣權重上調的主要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近年來我國加快金融改革和開放，全球人民幣外匯儲備份額和外匯交易份額上升貢獻了約0.44個百分點。

此外，我國不斷通過雙邊貨幣協議建立人民幣金融安全網絡，加強與各國央行合作，作為第一大出資國加速構建清邁倡議多邊化協議區域金融安全網，為區域經貿金融穩定持續作出貢獻。

離岸人民幣市場邁入新階段

主持人：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目前取得哪些進展？

趙雪情（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過去幾年，在市場驅動與政策支持下，人民幣國際化基礎進一步夯實，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邁入新階段。

離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循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在國際形勢動蕩、我國資本賬戶短期無法完全開放的背景下，對于人民幣國際化至關重要。全球外匯交易需求廣泛，外匯交易市場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外匯交易數據的重要性和廣泛性，一種貨幣在全球外匯市場交易情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度量該貨幣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在最新發布的國際清算銀行外匯調查中，2022年4月全球人民幣日均外匯交易量達5264億美元，較3年前增長85.4%，其中主要源于離岸市場的貢獻。從地域分布來看，中國內地在全球人民幣交易中的份額由28.1%降至17.4%；中國香港繼續保持全球最大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心地位，市場份額維持在28.2%，英國、新加坡、美國在全球人民幣外匯交易中的份額分別由15.7%、11.5%、8.3%升至21.9%、14.9%和12.4%，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使用的重要力量。

人民幣使用走向全球，離岸人民幣市場遍地開花。隨著我國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人民幣國際認可度與使用范圍提升，離岸人民幣市場由最初的港澳臺地區、東南亞國家向歐美地區乃至全球延伸拓展。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統計，人民幣長期保持全球第五大國際支付貨幣地位，離岸人民幣市場基本覆蓋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更多國際金融中心將人民幣業務視為重要機遇，爭相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2022年10月，中國香港、英國、新加坡、美國、日本在離岸人民幣使用中分別占據72.15%、5.54%、3.82%、3.23%、0.89%。對華經貿往來密切的國家和地區，如法國、澳大利亞、韓國、德國等，離岸人民幣業務需求與規模不斷擴張。在地緣政治風險高企的背景下，人民幣安全屬性進一步凸顯，俄羅斯等國主動“去美元化”，增加人民幣使用規模。截至2022年10月，俄羅斯已成為第四大離岸人民幣使用國，在莫斯科交易所人民幣已成為第二大交易貨幣。

離岸人民幣資金池企穩擴容，相關產品體系更加豐富多元。經歷2015年以來調整期后，離岸人民幣市場普遍企穩回暖。中國香港始終處于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結算清算、外匯交易、證券承銷、資產管理、風險對沖等各類人民幣產品工具基本健全。當前，中國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達8577億元，較疫情前回升了逾29%；離岸人民幣債券存量為4479億元，較疫情前增長了31%。隨著內地與香港互聯互通渠道拓寬，更多境內外主體和資金匯聚香港市場，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蓬勃發展。當前，滬深港通累計凈流入資金規模超過3.8萬億元，債券通從“北向通”轉為“雙向通”，跨境理財通進一步挖掘居民資產配置需求，創新人民幣使用產品與場景。

貨幣合作穩步推進，離岸人民幣基礎設施與配套機制更加完善。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與印度尼西亞央行建立雙邊本幣結算合作框架，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累計近3.7萬億元，積極推動貿易與投資本幣使用以及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特別是人民幣在最新一期SDR定值審查中份額提升，國際清算銀行發起設立人民幣流動性安排，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幣的國際職能與使用需求。在清算機制上，全球人民幣清算采取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為主渠道、境外清算行輔助的基本框架。2021年，CIPS系統實際業務覆蓋了178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人民幣清算行人民幣清算量達468萬億元，同比增長26.7%，在境外清算行開立清算賬戶的參加行及其他機構數量達950個。同時，離岸人民幣市場結算系統有序發展，例如中國香港的人民幣實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2021年全年處理清算量357.7萬億元，同比增長26.7%。此外，在流動性方面，內地與香港建立了常備貨幣互換安排，央行常態化在港發行人民幣央票，不僅豐富了香港市場人民幣工具，也進一步完善了人民幣流動性調節機制，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長遠健康發展。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更加堅定

主持人：下一步，應如何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涂永紅（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自2009年貨物貿易項下的人民幣跨境使用試點推出以來，人民幣國際化走過十多年的發展歷程，躋身SDR貨幣籃子，成為主要國際貨幣。然而，人民幣在各國國際貿易結算、金融市場交易、官方儲備中的份額較低，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綜合評價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RII指數剛超過5，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地位相差甚遠，人民幣國際化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目前，國際上地緣政治沖突升級，能源、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美聯儲連續大幅加息，發展中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增加，國內仍然存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面臨風險和挑戰。

一是短期資本流動風險加大，不利于人民幣資產規模增加。我國貿易收支順差收窄，2021年證券交易超過直接投資成為跨境資本流動的主要種類。由于資本賬戶開放出現非對稱格局，存在負債外幣化、資產短期化現象，這種結構失衡加劇了資本單向流動壓力，與美聯儲快速加息疊加，加劇短期資本流動風險集中釋放的陣痛式調整，沖擊人民幣資產價格穩定，股市、債市的國際持有規模縮水，金融交易驅動力變弱。二是大國貨幣競爭加劇，金融脫鉤與制裁風險上升。俄烏沖突以來，美元成為服務于政治的制裁工具，引發國際社會對美元公共產品屬性的信任危機。在大國博弈與對抗升級中，貨幣成為高度關注的對象，美國等西方國家推出“友岸外包”政策，不利于人民幣國際使用。三是我國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周期性分化，利差縮小甚至倒掛，匯率波動加劇，打擊市場主體使用和持有人民幣的意愿。四是貨幣替代與競爭開啟數字化新賽道，充滿不確定性。盡管我國較早進行數字貨幣研究，不斷擴大數字貨幣的使用場景，并進行跨境支付的嘗試，具有一定的領先優勢。但是，隨著歐盟加快推進數字歐元建設，日本央行啟動數字貨幣測試，美聯儲發布數字美元白皮書，主要國家在數字貨幣使用的國際規則、技術標準、管理制度方面展開競爭，國際貨幣體系進入數字化重塑新時代。

從“穩慎推進”到“有序推進”，反映了對國內外時局變化的認識和準確把握，意味著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更加堅定，主動性、系統性更強。

第一，要從多個維度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從國際貨幣職能看，推進的順序是人民幣貿易結算、金融交易、儲備貨幣；從空間布局看，推進的順序是周邊化、區域化、全球化；從貨幣使用的市場主體看，推進的順序是居民、中資非居民、非居民；從制度開放創新的承載區域看，推進的順序是自貿區、非自貿區。

第二，要多措并舉，抓住貿易結算這個牛鼻子，提升人民幣貿易計價結算的份額。樹立“本幣優先”國際收支理念，制定和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的法律法規，為國內外市場主體使用人民幣支付提供法律保障。鼓勵居民在涉外經濟活動中，在計價、支付、結算、交易各環節，優先使用本幣。貫徹落實國家對跨境電子商務支持政策，促進數字貿易，增加跨境電子支付新渠道、新平臺，打造人民幣貿易結算新增長點。深化期貨市場改革，在上海金、上海原油期貨、20號膠等9種產品基礎上增加大宗商品期貨種類，引入更多機構交易者，提高人民幣大宗商品計價結算的國際競爭力，在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方面實現新突破。將東盟、“一帶一路”參與國作為重點拓展區域，完善央行貨幣互換機制，拓展貨幣互換功能，更好滿足非居民使用人民幣的需求。簽署更多雙邊本幣結算合作協議，排除第三方貨幣帶來的外匯風險，讓人民幣國際化為更多發展中國家增強經濟金融發展穩定性發揮作用。充分發揮我國數字經濟、數字貨幣優勢，進一步完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機制，營造更多適應數字貿易新業態的人民幣支付場景，擴大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規模。

第三，要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為人民幣國際化邁上新臺階增添動力。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推動制度型開放，增加金融開放的系統性、集成性，合理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引入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服務機構，提升我國金融市場配置國內外資源要素的效率。以債券市場為核心，進一步完善“債券通”“理財通”“利率互換通”等資本流動機制，推動現貨市場與期貨市場、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協調發展、相互促進，著力打造富有吸引力的全球人民幣資產管理中心，多渠道擴大人民幣國際金融交易份額。建設目標清晰、政策手段豐富、傳導機制高效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構建適應金融數字化、高水平開放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完善金融立法和金融穩定機制建設，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增強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幣值穩定的信心，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的避風港、貨幣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