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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船談概

    劉義杰

    福船作為一種船名的專稱,大約始于明代中葉的嘉靖年間(1522—1566)。

    明朝倭患從朱元璋創立明王朝的洪武初年就時有發生,到嘉靖年間為患最烈。在長達數十年的剿倭戰爭中,涌現了兩個抗倭英雄:陸上的戚繼光,海上的俞大猷。

    俞大猷(1503—1579),福建晉江人,雖世襲武職,卻是個文武兼備的將才。在剿殺倭寇戰爭中,他認識到,“賊所忌者,福船也!”所以,他特別注重福船的建造,擅長在戰爭中發揮福船的絕對優勢。那么,被倭寇所懼怕的福船從何而來,又都是在哪建造的呢?俞大猷在給他上級的一公函上說:“閩中造船,俱在省城西門外二十里之地,名曰洪塘。”根據俞大猷的記述,那時南直隸(今江蘇、上海一帶)、浙江和福建的水軍戰船都裝備了福船,它們都是在福州城西閩江邊洪塘這個地方建造和修整的。明朝抗倭水軍駕駛這種建造于福州的主力戰船在海戰中能夠發揮巨大的優勢,當時的明朝人評論說:“福船者,至利之器也。”它每戰必勝,所向披靡,它的出現,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都是勝利的福音,所以,從那時起,這種在福州洪塘建造的戰船就被稱作“福船”了。

    被俞大猷由衷贊賞的這種福船,其實僅是根據福建地方的造船工藝,由福建工匠建造的具有優良航海性能的船只中的一個變種,是一種被改造成戰船的海船。在福建建造的海船是一個大家族,福船雖在明朝嘉靖年間被專稱為戰船,但后來成為福建建造的船舶的總稱,因此,福船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廣義的福船,是指那種具有水密隔艙結構、底尖面闊、材質為松杉木的船只的統稱;狹義的福船,則專指在明代嘉靖年間被專門打造成戰船的福船。戰船系列的福船,也是大小不等,稱謂不同。清代張廷玉修的《明史》中,所謂的福船就是根據戰船的模式加以描繪的,于是,有人以為福船就僅是戰船,這是不了解福建造船歷史的緣故。清朝,作為戰船的福船被小型化改造,雖然也是按福船的結構,在福建建造,但已經不叫福船,而改稱趕繒船了,福船漸漸不被人所知了。我們今天談論的福船,就是廣義上由福建工匠按福建造船工藝建造的這種能夠遠航萬里的福船。

    福建自古就有“閩在海中”的說法,閩越人山行水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是他們生活的常態,而建造能抗風破浪、適于遠航的舟船以通行南北,自是不在話下。據《后漢書》記載,直到東漢建初八年(83)朝廷改變南方貢道,將海運改作陸運以前,“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今福州),泛海而至。”也就是說,公元1世紀以前,從今中南半島越南中北部的地方政府即交趾七郡前往中央王朝的交通都是經過福州這個地方進行轉運的,說明福州曾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處于我國東南沿海海上交通樞紐之上。三國的吳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福州地區就設有典船都尉和溫麻船屯等造船和航運管理機構,可見福州這個地區一直具有造船和航海的能力。晉人左思在其《吳都賦》中有“槁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玩靈胥。責千里于寸陰,聊先期而須臾”的說法,是對閩人擅長造船和航海的寫照。

    經過五代閩國王審知的拓展,福建的造船和航海能力都有了極大的提高和發展。到北宋末年,在一次全國綜合性的船舶性能評價中,終于出現了“海舟以福建船為上”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北宋末年負責海上防衛和運輸的大臣呂頤浩給南宋高宗趙構上的一個《論舟楫之利》奏折中得出的。呂頤浩說:“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北宋末年,宋高宗趙構被金兵攆得不得不避難海上,吃夠了苦頭,也因此體會到要立足江南,保住半壁江山,海防和海運乃生死攸關之事。而其中最為關鍵之處,就是要有優良的船只。所以,呂頤浩以自身經驗出發,從海洋運輸和海上戰爭的角度對各地的船舶優劣進行了評判,然后得出了上述的結果。古往今來,福建人每每談起福建的造船和航海,無不據此以為傲了。

    福建建造的船舶到宋代能夠獨步天下,自有其發展的脈絡,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口張,其尾高聳”(鄭若曾:《籌海圖編》,卷十三上,兵船。中華書局),這雖是16世紀中期明代人對作為戰船型福船的一種描繪,但也是福建船的大致寫照。福船以其底尖面闊、首尾高昂的船型成了中國船的代表。清朝末年,英國人將一艘福船改造成遠洋船,并將其命名為“耆英號”,進行了一次環球航行,證明福船確實是一種優秀的適于遠洋航行的船型。

    但是,福船最重要的還不是它的外觀造型的特異性,而是其內部結構的獨創性,那就是它的船內的水密隔艙結構。這個發明直到19世紀才被西方人學去,至今仍然是船舶建造的基本規范。福建造的海船,有了這種水密隔艙的造船技術,使得整船結構得到極大的加強,船因此可以造得更大也更堅實。堅固的結構使得船上能夠豎起更多和更高的桅桿,給船舶提供了足夠遠航的動力。有了水密隔艙,船只的穩定性和抗沉能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安全且適于遠航的福建船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主力船舶。宋代,尤其南宋時期,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能夠發展到一個高峰,與福船的出現有很大的關系。能裝更多的貨物,安全地往返于大海之上,僅有福船堪當此任!

    那么,福船是何時及何因建造出來的呢?一般認為,福船之所以能夠首先發明具有水密隔艙的船舶,是跟福建沿海一種稱作“了鳥船”的船舶有很大的關系。北宋樂史(930-1007)在《太平寰宇記》中記載,福建泉州沿海有“泉郎,即州之夷戶,亦曰游艇子,即盧循之余。晉末,盧循寇暴,為劉裕所滅,遺種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種類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結兼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厥所。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泉郎,又稱白水郎,后來又稱疍民。如文獻所記,他們是東晉末年盧循、孫恩起義造反的水軍后代,起義失敗后,他們分散在江浙、閩粵沿海一帶,依海為生,以船為家。他們建造的這種能夠“沖波逆浪”的了鳥船,較為堅固,能夠保證他們在船上生活。但這種獨特造型的了鳥船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據史書記載,領導那次暴動的盧循(?―411),曾經發明過一種稱作“八艚艦”的船舶,它“起四層,高十二丈”(沈約:《宋書》,卷一,武帝紀一)。船史專家認為,所謂的八艚艦就是將船艙分割成九個艙室的船只,也就是一種具有水密隔艙形式的艦船,因此,八艚艦被認為是水密隔艙的鼻祖。我們雖然沒有八艚艦和了鳥船之間承繼關系的證據,但這些在福建沿海生活的白水郎們建造的了鳥船,或許就是八艚艦的一種別稱。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福船在東晉時期依據八艚艦原型發展成了鳥船,然后經過不斷的改進,發明了具有水密隔艙結構的不僅宜居且適于遠航的海船,此即呂頤浩所說的那種福建船。正是依靠性能如此優良的船舶,南宋朝廷在初創時期鞏固了長江口一帶及以南沿海的防線,站穩了腳跟并開拓了更多的海外航線,在經濟上保證了王朝的延續。

    現在,我們將所有這種福建造的具有水密隔艙結構、底尖面闊、首尾昂張的船型都稱作福船。當然了,歷史上建造福船的地方并不局限在福建一地,緊鄰福建的浙江和廣東,也是福船建造的主要場所。而歷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福船建造就出現在浙江的寧波。北宋宣和四年(1122),路允迪奉命出使高麗,從浙江明州(寧波)出發到今朝鮮的開城。使團出發前,宋徽宗“詔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海道一神舟)。這里強調的是“更造”舊船而不是添造新船,這種專為正使和副使乘坐的大船被稱作“神舟”,其船“巍如山岳,浮動波上。錦帆、鹢首,屈服,蛟螭,所以暉赫皇華,震懾海外,超冠今古,是宜麗人迎詔之日,傾國聳觀而歡呼嘉嘆也”(同上注)。而使團隨行人員乘坐的船舶稱作客舟,則“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顯然,神舟與客舟都屬于同一種船型,客舟更是從福建“顧募”而來,在寧波根據外交的需要加以裝飾。神舟與客舟,僅有大小不同的差別,船型都是一樣的。北宋末年,福船的形制到底如何呢?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攙迭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為三處,前一倉不安艎板,惟于底安灶與水柜,正當兩檣之間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后一倉謂之?屋,高及丈余,四壁施窗戶如房屋之制。上施欄楯,朱繪華煥而用帟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時積迭,遇雨則鋪蓋周密。然舟人極畏?高,以其拒風,不若仍舊為便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綰籐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碇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船,未入洋近山拋泊,則放碇著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乃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游碇,其用如大碇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之后,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柂,惟入洋則用之。又于舟腹兩旁縛大竹為橐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橐以為輕重之度,水棚在竹橐之上。每舟十櫓,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櫓而行。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帆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帆十幅,謂之野狐帆。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懼淺。閣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常以繩垂鉛硾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眾情。故若一有倉卒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于客舟也。”(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海道一,客舟)。這里不厭其煩地轉錄如此之長的史料,是因為這段資料極其寶貴,它是我國文獻中保存下來的一份最完整也是最早的有關船型及內部結構的資料。從中我們不難發現,路允迪使團乘坐的神舟和客舟,其外形和內部結構果然與白水郎的了鳥船基本吻合,可以說是放大的了鳥船。

    福船作為優良的船型,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出訪任務的完成,所以,在歷史上,福船作為外交使節乘坐的官船屢屢出現在文獻中,因而也成了我國記載最為詳盡的一種船舶。在明清兩朝時期,我國和琉球國之間存在著數百年的封貢關系,前后有過二十多次的冊封活動,每次中央王朝要對琉球國國王進行冊封典禮時,都要在福州閩江邊上的南臺這個地方建造專供冊封使乘坐的船舶,稱作冊封舟。有意思的是,專門建造冊封舟的南臺和專門建造戰船的洪塘相距不是很遠,都在福州閩江邊上。專為冊封使團乘坐的海船,建造于福州,當然就是福船了。繪制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冊封舟圖中的冊封舟,就是典型的福船。在其他冊封使的出訪報告中,也可以看到他們繪制的冊封舟,形制與此完全相同。由于每次的冊封活動都有使團撰寫的出訪報告,冊封舟的建造和航行的過程都有詳細的記錄,留下了極為珍貴的造船資料,這也是我們今天得以比較多地了解福船構造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清兩朝持續數百年、多達二十多次的冊封航海活動中,沒有一例冊封使團船毀人亡的記錄,從而證明福船確實是堅固、牢靠的船舶。

    變身為官船的福船,其大規模建造和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就是明初的鄭和七下西洋。鄭和航海,主要的候風起航港就在福州長樂的太平港。史學家們都認可的一點就是鄭和船隊中主要的船舶是由福船組成的,這也可在《明實錄》等文獻中記載的朝廷下詔命福建等地建造下西洋船舶的資料中得到證明。當然,鄭和七下西洋和明朝初年大量的使節出訪乘坐的船只都選擇福船,是因為福船為出使成功提供保障。從福船建造一般都在福建就地取材的特點上看,鄭和七下西洋中的福船應該都是在福建沿海或在福州一帶建造的。

    當然,福船不論是作為戰船還是作為官船,都是從商船變造而來的。我國古代海上商用型的帆船大約可分有兩種:尖底和平底。傳統上以長江口為界,航行長江口以北海區的船舶,大多為平底船,因為黃河在這里入海,黃海海域近岸多淺灘、沙洲,平底船一旦擱淺也不會傾覆,這種主要航行在我國北方海區不怕在沙灘上擱淺的平底船,統稱為沙船。而長江口以南的海區,因水深浪高,則多選擇利于抗風破浪的尖底船,這種尖底船中又有福船和廣船之分。它們主要的用途當然是海外貿易。

    福船作為帆船航海時期最優秀的船型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主要船舶,隨著福船的成型和成熟,海上航線也隨之拓展和延伸,換句話說,正是宋代出現了完美的福船,造就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作為商船的福船航跡,不僅出現在我國沿海和周邊地區,也向東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向南到東南半島和菲律賓群島等地,向西穿越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洋,進而橫渡印度洋到達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和非洲東海岸,可謂無遠弗屆。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發現的古代沉船印證了這一點,如1974年在福建泉州后渚港發掘出土的宋代古船,有十三個水密隔艙,其船型和結構都與徐兢記載的福船一致,是福船的典型器物。1975年在韓國新安發現的一艘元代沉船,經鑒定,也是一艘福船型的商船。2007年被整體打撈出水,現在正在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中清理發掘的“南海一號”宋代沉船,其船型結構與泉州宋代古船基本一樣,也是一艘福船。所不同的是泉州宋代古船是返航時沉沒,南海一號則是出航不久沉沒,其中裝載的大量貨物證明其從福建泉州起航的可能性極大。

    福船的水密隔艙結構還十分利于商業運作,船身被分隔成若干個艙室后,有利于貨物的貯存和運輸,也便于管理。我們在泉州古船、新安沉船和“南海一號”上都發現有各種貨物的標簽,署明貨主和數量,猶如現代的集裝箱裝運。船艙被分隔后,似乎裝載的貨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在“南海一號”的考古現場,我們可以看見船艙的每個角落都被各種物件塞滿了,以致有人懷疑這艘船是不是超載而沉沒。當然不是,這種內部結構優化的福船是屬于那種可以多拉快跑、經濟效益最好的船舶。

    我們回到作為戰船的福船再來多說幾句,自從在明朝嘉靖年間被選中改成戰船之后,它為我國的海防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抗倭名將戚繼光曾這樣評價說:“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勝。”(同上注)福船還發展出適應不同戰場環境需要的各類船只,有大福船、小福船、草撇船、海艙船、冬仔船等等大小不一。福船不但以船身高大碾壓倭船,同時還是我國第一種裝配有艦炮(佛郎機銃)的戰船。明朝的水軍依仗福船構成的船隊,在對陣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人時,還真沒怎么吃過虧。后來,被縮小化并改稱趕繒船的清軍戰船,雖然還是福船的底子,但已不是洋人堅船利炮的對手了,這是后話。

    福船,我國帆船中最優異的一種船型,發源于福建,造福于天下。它從八艚艦到了鳥船再到福船,在縱橫大海的數千年時間里,它主要是作為商船被廣泛應用,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力船只;它作為外交使團乘坐的官船,為睦鄰友好國際關系的實現提供了保障;它作為戰船,為鞏固海防、保境安民立下不朽功勛。將福建所造的這種性能優異的船舶稱作有福之船,乃實至名歸。

    責任編輯: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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