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大學肺部科學實驗室
美國杜克大學生物學家波茨·康德的名字或許會被烙在科學史上。不過，是以最羞恥的方式。
2013年，因為盜刷學校公務信用卡購物并偽造收據，康德涉嫌貪污2.5萬美元被捕。杜克大學當即開除了她。
與此同時，校方也開始圍繞康德的“學術誠信”進行調查。結果明顯不能再糟：她的大量實驗數據無法被驗證，以至于過半學術著作都被學術期刊“表示關切”甚至直接撤稿。
“幸運”的是，事態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杜克大學稱康德女士的離職是因為正常人事變動，全然未提堪稱巨大的學術污點。
在此之后的兩年多里，這位造假了大量數據的杜克大學福斯特肺部醫學實驗室的科學家一直安享著晚年。直到去年11月，她又一次接到聯邦法院的傳票。
上面白紙黑字地寫道：波茨·康德偽造的數據或幫助福斯特實驗室和其他研究機構騙取聯邦政府補貼總計2億美元，已涉嫌違反《虛假申報法案》。按照這項法案，她的老東家可能需要返還給聯邦最高3倍的補償款，即40億人民幣。
這是一起性質惡劣的學術造假案，但并不少見
在被查出拿公家信用卡在沃爾瑪和亞馬遜瘋狂消費之前，波茨·康德一直是頗被看好的學術之星。自2005年起的9年時間里，她在福斯特實驗室累計出版了38篇著作，其中不乏刊登在高影響因子刊物上的“權威論著”。
“學術之星”居然貪污公款？杜克大學的調查結果更是讓人有點羞愧：康德的著作中有15篇需要被通篇撤稿，4篇被部分撤稿，還有3篇亟須修正。
后來的起訴書記錄了實驗室人員對她工作狀態的描述：康德幾乎在參與的所有實驗和項目中篡改數據。有時不給小鼠合適的實驗條件;有時根本就不做實驗，根據需要偽造數據;還經常根據假設所需篡改出爐的數據，使其具備統計意義。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回頭來看極為粗制濫造的“學術垃圾”，卻暢銷當時的頂尖學術市場。即使是發表時間最短的一篇撤稿文章，也被足足引用了257次。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自2006年以來，康德憑著這些胡扯的數據，幫助杜克大學拿到了至少49個項目的8280萬美元聯邦資助，還間接幫其他研究機構申請到了15項額外經費，共計1.209億美元。
到此為止，康德事件會成為一起格外引人注目的學術丑聞嗎？事實上，沒有。
即使在被看作“學術黑名單”的撤稿觀察排行榜中，波茨·康德也僅僅勉強能排進前30。要知道，就連她所在實驗室的總負責人福斯特名下，也都有12篇撤稿。
只看杜克大學，2006年，癌癥研究專家安尼·波蒂就因虛假報告稱能利用基因預測病人對化療的反應而遭到質疑。整整8年后，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才為這一事件作出定論：波蒂在至少9篇研究論文中使用了虛假的研究數據。另外，他還更改病人不良反應的數據，使指標看上去更加精確。
這一事件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諸多參與波蒂試驗的臨床病患起訴了杜克大學，更要命的是，因為波蒂的研究在生物標記指導癌癥治療領域是基礎性的，丑聞直接導致大量相關項目遭到了影響。
學術造假成了全世界普遍面臨的問題。2009年，一項調查稱，20%的科研人員承認自己捏造過數據，還有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員承認自己有其他學術不端行為，比如隱瞞或剔除對結論不利的數據，或者為了得出更好看的結論修改實驗細節、使用不適宜的研究方法，甚至直接修改研究結果。
至于撤稿，僅僅是學術不端被發現后的必然結果。2011年，《醫學倫理》雜志公布了一組統計數字，稱本世紀頭10年，僅醫學雜志數據庫pubmed上能查到的撤稿就達到了742篇，這尚且是一門學科的一個細分數據庫。
來自助手的指控，將“平常”的事件變成了驚天大案
趨之若鶩的“學術蛀蟲”會被關進監獄嗎？
美國麻省州立犯罪實驗室的化學家安妮·杜汗是少數“夠得上”牢獄之災的代表。經她手化驗的刑事案件多達4萬例，據調查，其中一半以上壓根兒沒做檢測，杜汗隨便編個數字就被當作呈堂證據用了。經其數據被錯誤定罪或被無罪釋放的人不下數千。
如今，她檢測的案子由州政府一件件重新審查。3年過去，花了數百萬美元，審查進程還不到十分之一。即使如此，她也僅僅被判處了5年監禁。
而在更多沒有造成“直接”危害的情況下，“學術蛀蟲”面臨的最殘酷懲罰，無非就是辭退。
2011年，歐洲新版《心臟病指南》推薦大多數手術病人在術前使用β受體阻滯劑。沒人敢想，這個指南是基于一組數據造假的臨床研究做出的。研究帶頭人、荷蘭著名心血管專家珀德曼宣稱手術患者使用β受體阻滯劑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然而，其他研究者的超大樣本分析卻得出了令人震驚的結論：β受體阻滯劑不但毫無作用，反而會提高27%的手術死亡率。更可怕的是，造成差錯的主要原因，竟是珀德曼主動修改了實驗數據。
鑒于這份指南幾乎是歐洲醫學界的“金標準”，可以說，該地區每年手術后死亡的76萬余名病患中，可能足足有16萬是因使用了珀德曼故意編造的方法而去世，以至于揭露這一丑聞的醫生憤怒地說，“獨裁者的屠殺都比不上這種惡行!”
可最終，珀德曼僅僅被解雇，甚至重新找到了一份臨床的工作。
被辭退，重新找工作，然后安享晚年，如果不是曾經的助手約瑟夫·托馬斯的一紙訴狀，波茨·康德很可能也會過上類似的生活。
可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那個2012年才進實驗室的毛頭小子，以令人心驚膽寒的美國聯邦《虛假申報法案》起訴了她和杜克大學。
這項令眾多騙取聯邦公款者膽戰心驚的法案始于1863年，旨在鼓勵普通民眾舉報騙取聯邦政府資金的行為。根據規定，任何民眾發現此類行為，都可以向司法部舉報。一旦舉報成功，違法一方需要向聯邦支付最高三倍的罰金，舉報者則可從中分得30%的獎勵。
近些年，美國政府平均每年都能靠這項法案收繳35億美金的罰金，單在2015年，舉報者就憑借近700起此類案件獲得了5.97億美元的獎金。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虛假申報法案》在美國已經不算個新鮮事，可處罰的主要領域還是在保險、醫療、軍工生產以及銀行房貸。如果杜克大學這次的罪名成立，它將成為該法案迄今為止針對學術不端行為涉及數額最大的指控。
為什么學術造假的案例如此之多，卻很少得到《虛假申報法案》的懲罰呢？這跟法案要求的“主觀惡意”有關。
在以處理虛假申報案見長的托里·楊律師看來，如果是撒謊騙取醫療保險這類案件，很容易就能證明違法者“故意”。可在學術領域，問題則復雜得多。
首先，個別學術人員行為不端很可能是私人行為，無法判定研究機構是否知情;其次，人們也很難判定數據造假對獲得經費是否至關重要。有可能結果被歪曲，但問題本身確實是值得被研究的。
“說到底，只有證明大學管理層在意識到學術欺詐后依舊縱容，并借助這些虛構的結果牟利，才可能得到賠償。”
這也恰恰是杜克大學竭力辯明的。
在案件被公布后不久，杜克大學發言人邁克爾·舍恩菲爾德就聲明，校方也是在2013年康德盜刷信用卡事件曝光后才發現了她學術不端的問題，并立即通知多個聯邦機構，還按照聯邦法律要求，展開了詳細的調查。
“杜克大學針對這一案件為政府提供了大量信息，我們配合相關部門調查的決心毫無保留。”舍恩菲爾德在一次官方發布會上嚴肅地宣稱，杜克大學并不應該受到《虛假申報法案》的追責。
杜克大學的案子恐怕會讓全美國的科研機構都內心一緊
杜克大學是否真的在此前對康德的學術造假毫不知情，并在之后盡力配合調查？這兩個問題成了輿論關注的焦點，也成為案件走向的關鍵。
“這起案件給造假者敲響了警鐘，也為舉報者們打開了大門”。舉報者約瑟夫·托馬斯恰恰聲稱，自己掌握了足夠多杜克大學對康德縱容的猛料。
他在起訴書中表示，早在康德被辭退前，實驗室的相關負責人就曾接到過對她的學術造假情況的舉報。其中一項證據是，2011年10月，美國衛生部發布了一份公告，稱懷疑福斯特實驗室某位核心調查員旗下的某位博士后(即波茨·康德)可能為獲取資助而偽造數據。訴訟聲稱，該核心調查員曾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提醒總負責人福斯特和另一位同樣懷疑康德捏造數據的副教授這一問題。然而，這些問題都被福斯特壓了下來，最終不了了之。
另一位證人是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者。他也表示，自己曾懷疑康德的學術成果涉嫌偽造，并出于好意提醒過福斯特教授。然而，后者并沒有給過他任何有價值的反饋。
事實上，按照托馬斯的說法，即使在2013年康德貪污案東窗事發，大量學術成果已被證明偽造的情況下，杜克大學也絕對沒有“毫無保留地配合調查”，反倒竭力遮掩她犯下的丑聞。
用托馬斯的話說，“杜克大學對康德可是‘相當仁慈’，哪怕是一些完全胡扯的文章，他們也盡力保證其只需要被糾正，而不要完全撤稿。”
這些手段似乎并不是康德的老同事們自發獻愛心的行為。一條可查詢的記錄顯示，2013年5月7日，杜克大學科研管理辦公室曾明確告知福斯特肺部醫學實驗室，希望有關課題的出版物盡可能地不要被刪減或修改，“辦公室不希望這件事像滾雪球一樣沒完沒了。”
而在福斯特實驗室內部，據托馬斯所說，當時的項目處長莫妮卡·卡夫特等人也采用了多種方法銷毀這一丑聞的證據，包括要求實驗室人員在談論這一事件時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由于以上的證據，杜克大學的案子顯得格外撲朔迷離。甚至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已經對最終結果持有樂觀的態度。
一直關注此案件的律師蘇珊娜·布魯姆就認為，“《虛假申報法案》正被越來越多地用來起訴研究機構中的欺詐行為。這起判例有希望將法案的監管范圍延伸到大學。”
要知道，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一共只有4起追查大學的虛假申報案件，其中僅有兩起針對常春藤名校康奈爾大學的案例獲得了勝訴。而且，這幾起案件基本都是獎助學金、慈善基金類的問題，不涉及“棘手”的學術領域。
在這樣的情況下，約瑟夫·托馬斯舉報康德和杜克大學這一案件還是走到了關鍵的一步。近日，美國聯邦司法部將決定是否受理托馬斯的舉報——雖然即使司法部不立案，托馬斯也可以憑個人身份替聯邦政府起訴杜克，但在歷史上，一旦司法部立案偵查，被舉報者被證明違法的概率將高達80%以上。
“杜克大學的案子恐怕會讓全美國的科研機構都內心一緊。”另一位專門負責虛報費用案的律師喬·安多尼認為，這起案子會被載入史冊。
在某種程度上，“它為無恥的造假者們敲響了警鐘，也為舉報者們打開了大門。”
至少，對于一心息事寧人的康德和杜克大學實驗室來說，希望已然落空。現在，全世界都在看著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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