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俱樂部的最后一夜，和它過去二十年為上海這座城市塑造的生活

“棉花擠爆了。”

3 月 25 日晚上十點半，王文在微信朋友圈里曬出了幾張照片，感嘆著這天晚上棉花俱樂部里洶涌的人流。就在一個小時前，王文還只能站在棉花俱樂部的門口，喝著服務員從店里面遞出來的大杯啤酒。要不是一個事先定了座的朋友路過看見了他，王文可能就得在門口站上一晚上了。

棉花俱樂部是一家酒吧，位于上海市中心復興西路和淮海中路交叉口。棉花俱樂部這個名字來自于美國紐約那家同名的夜店。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紐約的棉花俱樂部匯聚了像是杜克·艾靈頓、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這樣的爵士名家，并因此名噪一時。

夜晚與白天的棉花俱樂部

而在上海，棉花俱樂部之于這座城市同樣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在王文看來，這里就是“上海布魯斯、爵士音樂的發源地”。他曾經是棉花俱樂部的樂手，現在則在上海經營另一家出名的爵士酒吧 JZ Club 。

“棉花俱樂部的現場音樂吸引到了一群留著長發的音樂家和抽著大煙的嬉皮士，他們把棉花俱樂部銘刻在了上海的文化地圖上。”在《上海夜生活：一個全球化城市的夜行傳記》一書中，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James Farrer 和他的合作者 Andrew Field 也單獨辟出了一節介紹棉花俱樂部。

只可惜，這個傳奇已經結束了。因為租約到期的原因，3 月 25 日是這家布魯斯、爵士酒吧最后一天營業。棉花俱樂部的老板 Gregory Smith 正在尋找新的地址，但那最快也將是今年夏天的事情了。在那之前，這家開業于 1997 年底，迄今已經營業將近 20 年的文化地標，不得不暫時告別這座城市。

所有人都想來和棉花俱樂部說一聲再見。盡管在這家布魯斯、爵士酒吧過去的歲月里，這里不是沒有過熱鬧的時候，但這最后一天的場景還是讓人吃驚。

晚上七點多，天色暗下來還沒有多久。Gregory Smith 和往常一樣走進大廳的時候，發現這里多出了一條平時沒有的長隊，等著進場的人群就這樣等待著棉花俱樂部開門，隊伍一直蜿蜒到了通往二樓一家火鍋餐廳的臺階上。

Gregory Smith 的出現讓人群一陣騷動，他們紛紛跑上去和這個高大的美國人合影。他先是露出了一絲錯愕的神情，但很快他就微笑著，一一滿足人們的合影請求。拍過十幾張照片，Gregory Smith 才擠過人群，消失在棉花俱樂部里。

老馬和 Gregory Smith 拍了好幾張照片。事實上，他是最早認出 Gregory Smith 的人。見到 Gregory Smith 走進大廳的時候，他興奮地揮著手，嘴上喊著：“Greg！Greg！”拍完照，他退到一邊，不斷翻看著剛剛拍好的照片。這個已經接近 60 歲的男人已經生出了些許白發了，但臉上卻露出了一副孩子般的笑容。

老馬還記得 1998 年他第一次來到棉花俱樂部時的樣子，那時候棉花剛剛重新裝修完開業還沒有多久。木質的地板和吧臺在那個年代算得上是相當考究，舞臺的背后是一塊漂亮的彩色玻璃，上面鑲嵌著橙色的 Cotton Club 字樣。“（酒吧的樣子）和現在沒什么兩樣。”老馬說，“這么多年沒有變過。”

“Heineken 那個時候 50 塊錢一杯。”那個時候的老馬和他的朋友們每隔一兩個星期都會來一次棉花俱樂部。對于當時每個月工資差不多只有 1000 來塊的他們來說，這不是一筆小開銷。但他們還是很高興：“時髦嘛，那個時候爵士不大有的。尤其是對我們從文化大革命出來的人，那個時候最多也就聽聽四大天王。”

“在我小的時候，爵士樂是被禁止的。那時候大人們帶我去什么地方聽爵士，我要發誓我不會告訴任何人。”林棟甫曾經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道。他是上海著名的配音演員和主持人，出生于 1957 年，和老馬是同一代人，這是他們的集體回憶。

上海曾經被譽為中國的爵士之都。1920 年代，得風氣之先，爵士樂從美國傳到了上海。1930 年代是爵士樂在上海最紅火的時候，像百樂門、仙樂都這樣的一流舞廳都有一支 18 人左右的爵士樂隊，他們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 5 倍以上。很多人對老上海的迷戀也就這樣和對爵士的癡迷結合在一起。

這個傳統曾經中斷過，直到 1990 年代一些人試圖在上海這座城市重現曾經的爵士文化。1995 年，出于兒時培養起來的對于布魯斯和爵士音樂的熱愛，林棟甫在思南路開了一家酒吧 House of Blues and Jazz。這是上海最早的由私人經營的，有現場演出的酒吧之一。

找樂手來演出是當時林棟甫最頭疼的事情之一，正如 1930 年代爵士樂在上海風靡一時的時候，演出的樂手大多來自菲律賓一樣，好的樂手在當時基本上都是外國人。林棟甫于是找上了許多旅居上海的外國人。在白天，Graham Earnshaw 是路透社駐上海的記者，晚上就在林棟甫的酒吧演出。

Matt Harding 來自美國猶他州的一個摩門教家庭。在大學里學習了三年的漢語之后，他來到了中國想要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語言技能。通過朋友的介紹，他也來到了 House of Blues and Jazz。之后的一段時間里，Matt Harding 和 Graham Earnshaw 搭檔在這里駐場演出。

1995 年的冬天，Matt Harding 認識一個叫黃安綱 (Tony Huang) 的中國人。他是一家叫做上海申申食品娛樂服務有限公司的總裁，在淮海路沿線經營著面包房、飯店、舞廳、夜總會等一系列娛樂場所。黃安綱邀請 Matt Harding 一起投資開一家酒吧，并擔任酒吧的音樂總監。

Matt Harding 同意了。在他的指導下，一個充滿了布魯斯和爵士味道的棉花俱樂部在 1997 年正式開業。為了保證音樂的質量，Matt Harding 還找到了他的老鄉 Gregory Smith 加盟棉花俱樂部，并在不久以后把自己手上的股份賣給了 Gregory Smith，自己則安心演出。

就這樣，棉花俱樂部在復興西路和淮海中路交叉口的這個位置扎下了根。這里是黃安綱的地盤之一，棉花俱樂部的隔壁是申申面包房，樓上則是一家叫做申申酒家的飯店。在當時，這是一家還算出名的本幫餐館，老馬在這里吃飯的時候，發現了樓下的棉花俱樂部。

“里面全是老外。”這是老馬對于棉花俱樂部最初的印象，“這里一片都是領事館。”他指指東邊的一條馬路，那里以前就是美國領事館。淮海路 1469 號，距離棉花俱樂部步行還不到 200 米。“老外白天在領事館上班，晚上就過來棉花俱樂部彈琴。”

直到現在，外國人也仍然是棉花俱樂部最主要的顧客。美國人 Laura 在上海已經生活了四年了，在郊區的一家學校里擔任音樂老師，3 月 25 日這一天是她第二次來到棉花俱樂部。“我不常來市中心，但是我一些教音樂的朋友們一直跟我推薦棉花俱樂部。”棉花俱樂部就是這樣在外國人圈子里口口相傳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也來了。這不是一件讓人意外的事情，畢竟上海音樂學院就在不到一公里以外的汾陽路上，腳程快一些的話，走到棉花俱樂部都用不了十分鐘。

3 月 25 日那天晚上，王文抬手叫住一個穿著輕羽絨的人，讓他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的采訪。這位曾經在棉花俱樂部做過鍵盤手的人看上去還很年輕，他回憶道：“原先棉花俱樂部這里有一條長凳，我在 98 年的時候，就和幾個小伙伴每天在這里‘看門’，有機會的時候就進去演兩個。”

“我們的生活聚集點，要么就是在學校里面上課，要么業余生活就是跑到這里來。”鍵盤手說，“ 1997 年的時候，這樣一杯扎啤是 35 塊錢。但是我們有個朋友，吹小號的，叫豐玉程在里面。他可以拿到一杯溢價的啤酒，只要 6 塊錢一杯。所以我們就經常跑過來。”

他口中的豐玉程來自四川，現在已經是國內最出色的爵士小號手了。1991 年他考入了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之后升入上海音樂學院。一次長途旅行回來，他在棉花俱樂部里休息聽音樂。豐玉程請求老板讓他上臺吹了一段小號，博得了滿堂喝彩。自此，豐玉程成了棉花俱樂部的小號手，直到他 2005 年參與成立了 JR 極光爵士樂團。

趙可也曾經在棉花俱樂部駐唱過。他曾經參加過 2012 年第一季的《中國好聲音》里，入選了庾澄慶的戰隊，被評論為擁有超高的爵士素養。不過，趙可其實并不需要被這樣的選秀節目認可。在棉花俱樂部駐唱的經歷早就證明了趙可的實力。

趙可 圖片來自：蝦米音樂

“它（棉花俱樂部）為中國的年輕人進入藝術的世界提供了一個波西米亞式的社會環境，其中的一些人在日后獲得了相當不菲的聲望。”正如此前提及的《上海夜生活》一書中寫到的那樣，不少現在在爵士音樂圈子里的大人物，都有在棉花俱樂部演出的經歷。

這些都為棉花俱樂部增添了更多傳奇的色彩。對于上海這座城市而言，棉花俱樂部是重現爵士文化的標志；對于老馬和林棟甫而言，這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時期后的快活空氣；對于豐玉程、趙可而言，這是他們音樂之路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站。

而對于更多的普通人來說，棉花俱樂部則更像是他們年輕歲月的證明。

晚上八點半左右，沈先生帶著太太和兩個孩子來到棉花俱樂部。他們在大廳邊上一個不顯眼的將將童車安置好，沈先生帶著七八歲左右的大兒子，太太則抱著一個小孩子，準備走進棉花俱樂部。棉花俱樂部的最后一夜，對于這一家人來說意義非凡：“我就是在這里認識我的太太的。”

因為喜愛爵士樂，沈先生從 2002 年開始成為棉花俱樂部的常客，幾乎每周都會來這里坐坐，聽臺上的樂隊演奏。兩年后，沈先生的太太也在朋友的帶領下來到了棉花俱樂部。兩人就這樣認識、相戀，并最后組成了家庭。“有了大兒子以后，我們還帶著他來過。”沈先生說，“當時他還很小，肯定不記得了。”

不過這天晚上他們注定要失望了。他們到達棉花俱樂部的時候，這里早已經座無虛席。不少人只能站在過道里。靠近舞臺的一大片區域倒是空著，但 Gregory Smith 用略帶歉意的口吻和一些熟識的客人解釋，這些位置已經全部被預定一空了。

門口的服務員也抱歉地和沈先生說，棉花俱樂部不接待小孩子。一家人只能退出來，擠在棉花俱樂部的霓虹燈牌下拍拍照。“很遺憾，以后要是再開的話，我們再來吧。”沈先生說完，對著大兒子說，“你要快快長大，這樣下次我們就能進去了。”

宋先生走進棉花俱樂部的時候，被里面擁擠的人群嚇了一跳。問了服務員，他才知道這天晚上是棉花俱樂部最后一天營業。不過，帶著從成都來的朋友見識一下棉花俱樂部的計劃也只能泡湯了。

“當時是 2004 年來的，公司里的老外同事有一天晚上把我們帶過來的。”宋先生回憶道。在那之后，他就養成了一個月左右來一次棉花俱樂部的習慣，“這里的音樂還是挺不錯的。”

盡管后來因為工作越來越忙，來棉花俱樂部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但是每次有朋友從其他地方來上海玩，宋先生還是習慣把他們帶到棉花俱樂部。在他看來，這里也算是上海為數不多的很“上海”的地方。

撇開得知棉花俱樂部最后一天營業而來湊熱鬧的人，這天晚上來到棉花俱樂部的人都有各自對于這里的回憶。老客人變多了，這是服務員 Lily 的這兩天的感受。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時間沒來了，但越是臨近關門的日子，他們就都紛紛出現了。

這天晚上的棉花俱樂部因為一下子涌進了太多的人而顯得有些混亂。一個領班模樣的男人拿著空調遙控器從人群中費力地擠出來：“里面太熱了，我都開了冷空調了。”說著，他爆了一句粗口。

酒也不多了。棉花俱樂部要關門了，備貨備得太多，接下來要怎么處理都會是個問題。一位女士對著酒單連著點了好幾種，都只能得到服務員略帶歉意的回答：“這種酒我們沒有了。”

好在，音樂還是沒變。這天晚上他們安排了三組演出，原計劃是從晚上十點半開始，一組大約 45 分鐘，一直演出到凌晨一點半。

Gregory Smith 在和熟識的客人都打過招呼以后，背著吉他走上舞臺。這一天他穿著一件牛仔襯衣，解開最上面的三顆扣子，白色的長發在腦袋后面扎成了辮子。他已經不再年輕了，十幾年前，他的身材不像現在這樣發福得厲害，棕色的頭發微卷，梳成一個洋氣的中分造型。

19 年來，樂隊的成員來來去去。只有吉他手 Gregory Smith 和貝斯手 Jorland Paulino 始終留在棉花俱樂部。鼓手 Francesco Pierre 也可以算作是元老，2001 年他來到棉花俱樂部接替之前的鼓手 Fred Hanel 常駐演出。

Gregory Smith

Gregory Smith 站在舞臺上，對著話筒做開場白：“感謝每個人能夠在周六晚上來到棉花俱樂部，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都能度過一個愉快的夜晚。”然后演出就正式開始了。現場氣氛一下子被引爆了，人群開始歡呼，但又很快安靜下來，聽著音響中傳出的音樂。

一直等在棉花俱樂部外的老馬這時候終于走到店里面。他只能站在最靠后的位置了，高高地舉起手機，開始拍照，又轉成小視頻。然后，他打開微信朋友圈，編輯信息，發出。老馬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喝酒，或者是手舞足蹈，他就是一個人站著，聽著臺上的音樂。

“我其實聽不懂爵士。”老馬笑呵呵的說，“聽個熱鬧。”

這一組演出一直持續到十一點零五分，Gregory Smith 帶著他的樂隊下場休息。一些來湊熱鬧的人開始收拾東西準備離開，對于他們來說，這一個晚上已經算是物超所值了。但更多的人還是留在場內，人流似乎也一點沒有減少。擠不進棉花俱樂部的人，聚攏在大廳里、人行道上，三三兩兩地聊天、抽煙，很快就留下了滿地的煙頭。

也有人趁著演出暫歇的機會，往靠近舞臺的地方擠，希望能夠占到一個更好的位置。但這里早已經被塞得滿滿當當，一絲剩余的空間都沒有了。一旁的吧臺上，幾個外國女孩直接坐在上面，她們能更好的看清舞臺上的情況，也給底下的人群留出了更多的空間。

第二組演出在十一點四十分左右開始，在一段開場音樂之后，Denise Mininfield 登場了。她穿著一件綠色的上衣，戴著粉紅的眼鏡，頭發上扎著夸張的發飾，耳環一直垂落到肩膀上。她在棉花俱樂部擔任主唱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了。

Denise Mininfield

她唱的第一首歌是《Soulshine》，來自于美國搖滾樂隊 The Allman Brothers Band 在 1994 年發行的專輯《Where It All Begins》，也是棉花俱樂部的這支樂隊的代表曲目之一。觀眾顯然對這首歌很熟悉，在 Denise Mininfield 演唱的時候，他們或大聲或輕輕地跟著唱。

一曲唱完，Denise Mininfield 跟觀眾打招呼，說到棉花俱樂部即將關門，她提高了音量：“是時候給我們找一個新家了！”然后她又提到了在 2005 年到 2010 年在棉花俱樂部駐唱的 Sugar Mama。

Sugar Mama 是上海爵士音樂圈子里最受尊敬的歌手之一，來自美國密蘇里州。從三十多歲開始，她就一直在亞洲演出，1998 年先是到了北京，7 年后來到上海，并在 2010 年 7 月因為罹患腸癌而去世。對于棉花俱樂部來說，這是一個噩耗。Gregory Smith 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這是他經歷過的最艱難的日子。

觀眾安靜了一會，隨即響起了一陣掌聲。頓了頓，Denise Mininfield 又重新開始唱歌。這一次的歌曲稍微歡快了一些，觀眾的情緒很快又開始變得高漲，跟著音樂一起搖擺。

凌晨一點，第二組演出結束了。這個時間已經比原計劃落后了，但似乎沒有人在意，作為棉花俱樂部的最后一夜，他們有理由徹夜狂歡。有人開始在底下和同伴們竊竊私語：“不知道天亮之前，今天的演出能不能結束。”

那些曾經在棉花俱樂部演出過的樂手都回來了。兩點十分，第三組演出結束的時候，樂手們在臺上對著話筒說：“各位可以再等一等，再過十分鐘會有更多的樂手來表演。”

盡管已經夜深了，但整個棉花俱樂部似乎完全沒有疲憊的感覺。越來越多的人背著琴盒走進棉花俱樂部，他們大多是在其他酒吧或者夜店演出完，著急著趕到這里。他們互相擁抱，大聲談笑，一如平日里的棉花俱樂部。

臺上的演出依然在繼續，漫長的爵士眼湊中，樂手們插入了 The Beatles 的經典歌曲《Hey Jude》。觀眾們和著 Na Na Na 的唱段，開始歌唱。

就像《Hey Jude》這首歌所傳遞的情緒那樣，一種傷感但卻并不悲切的情緒開始在棉花俱樂部當中蔓延開來。凌晨兩點半的時候，幾個終于能夠歇口氣的服務員拿著照相機來到棉花俱樂部外面，開始合影留念，正對著寫著 Cotton Club 字樣的霓虹燈牌。

Lily 從 2005 年開始就在棉花俱樂部工作。最開始是因為朋友介紹，所以在這里留了下來。后來有一段時間，她回了老家，但是再次來到上海的時候，她還是回到了棉花俱樂部做兼職。說是兼職，3 月 24 日和 25 日兩天，她都在這里，從晚上八點一直工作到深夜。

在棉花俱樂部工作久了，突然得知棉花俱樂部要停業，還是讓 Lily 有點傷感。

在接待一位老客人時，這位已經有一些時日沒有造訪棉花俱樂部的客人突然發出了一聲感嘆：“我以為這里會一直開下去的。”

“我也以為這里會一直開下去。” Lily 回答道。

有著這樣想法的人也許并不在少數。鍵盤手半開玩笑地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原先我以為這里是上海唯一一個可以領退休金的酒吧。”棉花俱樂部在復興路和淮海路交叉口這個位置已經停留了接近 20 年，這段時間足夠長，似乎已經能夠給人以時間停滯的幻覺。

但棉花俱樂部還是要關門了。這個消息，即使對于 Gregory Smith 來說，都可以算得上是來得突然。就在 3 月 1 日，因為最新的禁煙法令，棉花俱樂部十幾年以來第一次沒有了煙味。Gregory Smith 發了條朋友圈說，這不同尋常，但好過住在像 Keith Richards 的肺一樣的地方。（Keith Richards 是滾石樂隊的創始人之一，以煙不離手而出名。）

有據可查最早發布的棉花俱樂部要關門的消息的是 TimeOut 和 That’s Shanghai 兩家英文媒體，關注上海吃喝玩樂方面的信息，但他們發布的時間是 3 月 21 日，僅僅提前了 4 天。

在演出前，Gregory Smith 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解釋了關店的原因：“租約已經到期，并且無法續租了。”至于為什么房東不愿意再續租了，Gregory Smith 只是搖搖頭，表示不太清楚：“十幾年我們其實沒有賺到什么錢。在這里只是因為我們想要一個演出的地方而已。”

這兩年在上海出現了大量這樣的夜場、酒吧關店的事件。2015 年底，媒體報道上海衡山路酒吧一條街大量關閉。“基本上虧損是常態，很多店鋪撐不下去都撤了。”

2016 年 4 月，王文經營的爵士酒吧 JZ Club 因為市委通知需回收房屋改造為辦公使用而關閉，只留給他們 40 天的時間用來搬遷。

一個月后，永康路被徐匯區政府添加到了“衡復風貌區環境整治”項目當中。8 月 1 號開始，原本擺在永康路酒吧門口的，常會被認為是永康路特色的桌椅被嚴令禁止。這條被 CNN 成為“或許是亞洲最擁擠的飲酒場所之一”變成了死街。

年底，以先鋒電子音樂出名的夜場 The Shelter 庇護所關閉，官方聲明中給出的原因是“政府收回了物業決定不再經營這處場地”。12 月 31 日最后一天營業的晚上，因為從天南地北趕過來的人實在太多，警察出現并且強行清場，為這家夜場畫上了一個戲劇性的句號。

The Shelter 關閉以后，有人在墻上留下了這行字

關店的理由五花八門，但夜場終究是越來越少了。“對于老上海人，也對于這座城市的新居民來說，夜場是這座城市展現國際大都市的想象的地方。”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James Farrer 在《上海夜生活》一書中這樣寫道，“通過現場演出，一種基于本地的，但同時又是全球化社區的理想，將能夠被實現，至少是暫時的實現。”

但現在，這一切似乎都在慢慢消失。宋先生再也沒有辦法帶朋友來棉花俱樂部感受純正的布魯斯、爵士音樂了；沈先生在棉花俱樂部遇見太太的故事可能也沒有辦法再重演；年輕人失去了在夜店演出并且通往成功的道路；爵士文化在上海復興也沒有了現實之中的基礎。

Gregory Smith 不想讓這一切發生，至少他還想為自己的樂隊找一個新的演出的地方。他正在看，試圖能夠為棉花俱樂部找到一個新家：“一切都還沒有定論，但我希望能夠在今年夏天重開棉花俱樂部。”

王文對此充滿了信心。他經營的 JZ Club 在去年 10 月搬到了巨鹿路上，還是原來的風味。他對《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說：“等到棉花俱樂部再開的時候，我通知你。”

（本文圖片如無注明均為現場拍攝）